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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城市-殷墟时期的都城也许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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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将军被炸现场】

長期從事地中海考古的劍橋大學教授倫福儒認為,早期的城市化有一些獨特的預示:比如集中化,即一個中心脫穎而出;非凡的影響力,將遙遠社區的成員吸引到一個有中心的網絡中;金屬生產、農業和建築等領域的集約化發展;巨大的公共性、紀念性建築以及強大的儀式等,還有能夠成功進行協作,尤其是能夠為一些特殊場所建造大型紀念性建築的社群。剛剛成為世界遺產的中國良渚就符合其中的諸多要素。

在中國,公元前第三千紀初期,晉陝高原北端的河套地區率先出現了遺址數量劇增、人口膨脹的顯著態勢,聚落規模差異加劇,社會結構日趨複雜。面積超過400萬平方米的石峁城址當仁不讓地成為晉陝高原北端的地緣政治中心。石峁遺址由“皇城台”、內城和外城構成,城外有哨所等城防設施,城內面積逾400萬平方米,結構清晰、形制完備、保存良好。城址初建於4300年前後,沿用至距今3800年前後。

在考古學家看來,遙遠的新石器時代就出現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城市化。以最古老的安納托利亞地區為例,八千年前就有了恰塔霍裕克這樣的人類定居點, 有了哥貝克力石陣這樣的巨大祭祀遺址。庫爾土丘出土的超過兩萬件的亞述商人的信件顯示,各國的商人與國王達成協議,在卡尼什建立了第一個國際貿易中心,國王則用稅收建造了宮殿、廟宇和巨大的防禦工事牆。出土於宮殿廟宇的陶器表明該遺址與愛琴海有重要聯繫,珠寶和金銀奢侈品更是來源廣泛,從美索不達米亞的烏爾到愛琴海的波利奧克尼,也許是國王或上層精英交往圈的禮尚往來。最近新發現的封泥和滾筒印章,被推測也許是卡尼什與美索不達米亞的其他國際貿易中心之間存在早期國際貿易制度的證據。那些泥板文書,作為世界上記載古代貿易豐富的歷史檔案,已於2015年被列入“世界記憶名錄”。

《 人民日報 》( 2020年01月05日08 版)

而在中國,通過持續的考古發現,以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為核心,在中原腹地幾乎同步形成了一批商文化系統的中小型城邑,呈現出一股“城市化”浪潮。中小型城邑的營造與都城的耦合度很高,興衰節奏比較一致,並且與都城保持了持續不斷的文化互動,從佈局規劃來看,望京樓商城、垣曲商城和府城商城與都城的規劃理念一致度非常高,是都城的簡化版和縮小版。而從2016年開始在安陽發掘的辛店遺址,距殷墟遺址核心區約10公里,時代跨度也很長,從洹北商城時期、殷墟時期一直延續到西周時期。目前的發掘總面積約4000平方米,遺址範圍廣大,鑄銅作坊、大型建築遺跡、墓葬等分佈密集,文化內涵十分豐富。這樣一處“居、葬、生產合一”的超大型青銅鑄造基地和大型聚落遺址的發現,使我們不得不對“大邑商”的佈局重新進行思考,殷墟時期的都城也許比我們想象的更複雜。

我們正生活在人類歷史上規模空前的城市化和全球化進程中。不難想象,當代城市化和全球化發展的諸多因素,都深深根植於古代文明。這也是上海第四屆“世界考古論壇”以“城市化與全球化的考古學視野”作為論壇主題的初衷。事實上,中外考古學家近些年持續進行的很多考古項目,都可以作為“城市化”與“全球化”的案例進行分享,客觀上也為我們當前城市化過程中出現的一些問題提供了古老的“藥方”。

在美國新墨西哥州的查科峽谷中,考古學家發現了來自太平洋的貝殼,中美洲熱帶地區的大型鸚鵡和可可樹,西墨西哥的銅鈴,以及數百上千公裡外陶工製作的陶器。對大多數查科人而言,這些物品的世界太遙遠,很大程度上,查科人只將這些物品用於宗教和儀式。這些不同的物品顯示著一個地區在創建政治、經濟、儀式時對外來性的整合。全球化展示了貿易和技術如何將世界更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即使是偏遠地區也不例外。

考古學不僅為城市化和全球化提供了歷史證據,更為這兩個貌似年輕的話題,賦予了長久的時間跨度。怎樣將這些智慧傳播運用到今天的實踐中,是考古人的另一重任務。

先進的城市文明也是印度河文明的最突出特征。古老的哈拉帕,城市面積超過1平方公里、人口超過3萬,河水通過引水渠進入城市內,城市有水井和覆蓋式下水道。城市中的生活垃圾則集中在指定的存放地點,再由人集中運出城外進行掩埋。因為河流經常改道,水利設施的防洪、蓄水功能都經過了科學設計。西素帕勒格勒赫遺址是印度次大陸為數不多的幾個有銘文和文獻的古老城市之一,玄奘記述的烏荼國就在其附近。它擁有合理規劃城市區,有八條間距相同的道路貫穿在平面呈正方形的城市之中,在它的周圍還有一些同樣呈正方形但規模較小的城市,表明曾按人口密度和建築投資來規劃城鎮規模。他們進口從阿富汗開采出的天青石和從德干高原開采出的瑪瑙,經過加工後輸出到兩河流域。通過與原料產地的合作,印度河文明的城市與周邊社會形成了互相依存的和平關係。